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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西方批判史学传统的现代转向
代写论文库:代写硕士论文时间:2017-03-16 23:10 点击:
  【摘要】论文代写网西方历史学的当代发展是涌现出了一批反传统的批判型历史学家。鲍斯曼、斯特耶、布瑞克、 斯克里布纳等人深感史学危机,在不同领域里对传统史学解释提出挑战。他们坚持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反对一切不实的历史解释。他们强调人民的作用,否定帝王将相和文化精英创造历史。他们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必将是和谐而不是冲突,从而为遏制和防范西方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关键词】鲍斯曼 斯特耶 布瑞克 斯克里布纳 批判史学 


  “西方史学”,一看便知,断非出自现代西方批判史学家之手。因为对他们而言,与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传统,毋宁去感受传统带来的失望和痛苦。上世纪末,在瑞士伯尔尼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的家中,笔者与这位享誉全球的德国学者彻夜长谈。布瑞克开宗明义地说:“你不要去写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著作,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写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你要指出我们西方文明的缺陷,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我立刻与你合作。” 
  布瑞克屬于恪守史家良知的那类历史学家,专门致力于戳穿各种时髦的泡沫和神话。当有人炫耀豪宅、财富、头衔、学历、钢琴、百科全书,宣称自己是文化精英时,他们就指出那些人是土豪而远非精英。当有人宣称“文艺复兴是近代社会的开端、意大利是其第一个产儿”时,他们就去遍查中世纪史料,宣称文艺复兴诸特征早在12世纪就已发端,故有所谓的“12世纪文艺复兴”。当有人宣称君主们的王朝战争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时,他们就去研究德国农民战争,声称是“自下而上的力量”缔造了近代政治。当有人宣称文艺复兴等同于现代化、世界一体化、自由化时,他们就在国际权威历史学杂志上发表《黯然失色了的文艺复兴》,大煞风景。然而,正是这些人,开创了现代西方批判史学。批判史学起于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深刻认识,当有人夸张西方文明优于一切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这种文明的千疮百孔;当有人把文明的冲撞当作手段宣称是未来战争的来源时①,他们却指出文明的本质是世界大同和人类和谐,要从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出发,制止各种虚妄和野蛮。批判史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标志是历史客观主义,既然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求真,那么,只有通过严格的史料考证,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剥离一切非历史主义的杜撰。批判史学善于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历史,不仅要看光明面,还要看阴暗面;不仅要重视历史的革命性飞跃,还要重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批判史学家相信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种多元形成的合力,拒绝用单一因素或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来解释事物的起因。正因为如此,批判史学家取得了无人可以忽视的卓越成就。笔者在此简单介绍几位著名历史学家的研究,却代表了西方史学传统的现代转向。 
  揭示历史另一个侧面的威廉·鲍斯曼 
  在西方史学传统里,用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一种常态。1860年瑞士文化学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②,即因袭了这种传统,认为文艺复兴运动缔造了一批具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新人,因此文艺复兴就是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意大利则是这个社会的第一个产儿。 
  布克哈特的这一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百年争论,却激发了一批现代学者的灵感,他们把布克哈特的观点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在当代,这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解放;二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近代社会开端,象征性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停刊,该杂志后来复刊时,刊名已经被改成了《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研究杂志》;三是强调“世界的一体化”,认为这种趋势似乎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面对诸多背离历史真实的乐观情绪,美国历史学家鲍斯曼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事实上,文艺复兴杂志被改名,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在萎缩,在一些学校里,延续多年的文艺复兴史的课程被取消(不再聘用专职教师讲授这门课程)。1998年,鲍斯曼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黯然失色了的文艺复兴》,叹息道:“我很怀疑有些人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后现代’,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③ 
  鲍斯曼是当代研究文艺复兴史最著名的学者,自1957年起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任教,担任过该校的副校长和教务长,并曾在1978年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他看来,一味强调文艺复兴的“现代性”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事实上,还有它的另外一个侧面,它是正反两面的合体,有光明就有黑暗,最后这个运动走向衰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艺复兴的历史真实,鲍斯曼出版了一部名为《文艺复兴的秋天》(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④的作品。书名非常引人入胜地用了waning一词,可以译作衰落,也能够译作秋天。这里采用“秋天”说,是因为2005年该书的德文版书名为《Der Herbst der Renaissance》,“Herbst”的直译就是秋天。秋天里庄稼干枯,却又结出果实,隐含着生命之旅的归宿。鲍斯曼的原意大概是:文艺复兴运动是由“解放”和“秩序”互为表里的,在“自由解放”的引领下,会出现“自我的解放”“知识的解放”“时间的解放”“空间的解放”“政治的解放”“宗教的解放”。但是,发展到了16世纪中叶,这种把文化从中世纪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却遭遇了严重威胁,人们开始寻找稳定之道。于是,“秩序”盖过了“自由”,“文化秩序”“自我秩序”“社会和政府的秩序”“宗教秩序”“艺术秩序”纷纷而至,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春去秋来”,从繁荣走向秋景。 
  据鲍斯曼分析,文艺复兴运动在开始时,快乐的人们好像是沉浸在一种追寻解放的热烈情绪中:自由和解放的主题,预示着从中世纪走出来的土地上将会开满不同的花朵,如自我的解放(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时间的解放(超越圣经的俗世时间观)、空间的解放(哥白尼学说和地理大发现)、政治的解放(马基雅维里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解放出来)、知识的解放(寻找新的哲学)、宗教的解放(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理念和宗教宽容)。经此解放,在中世纪受过重创的心灵在春天的阳光下挣扎起来飞向光明。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解放和自由的推进,一种黑色的焦虑开始在同一批人(蒙田、伽利略、笛卡尔、塔索、莎士比亚等)身上蔓延,这不仅是外在的疾病、艰难、战争和教派分裂所带来的压迫所致,也是各种“解放”带来了问题,需要付出代价。不确定感在蔓延,在含有多种繁华的场面上出现了叹息,透出种种出人意料的哀伤。此后,原有传统在其中复活了,各种巨大的变故袭来,自中世纪以来就虚弱不堪的躯体难以承受。在各种危机如战争、物价、秩序紊乱的冲击下,纯洁的英雄交响曲开始与坚硬的现实碰撞。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加尔,他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却为日光而熔,以致堕海而亡。

  危机和焦虑似乎代表了人们往往忽略的另一面,它不是光明,而是影子,是黑暗。即便是在文艺复兴的最为鼎盛时期,这种两面神是始终存在的。人们寻找自由也寻找秩序,但是当秩序铺天盖地弥漫过来时,确定性就在创造性边上滑来滑去,而理性也就代替了灵感。在此狂风暴雨之的呼啸中,盖世豪雄的结局似乎可以预料:秩序修成了正果,而文艺复兴也就进入了秋天。唯美的情绪,没有了,爆裂与激烈的情愫,没有了。但力的秩序、力的欢乐仍在。人的精神和人的意识也丝毫未减,而新时代的初生的秩序的婴儿,尽管更加奇特,却也更加踏实。鲍斯曼发现了文艺复兴结构演变:先是青春期的诗的热情,然后是比较成熟的、饱受危机折磨的焦虑,最后是完整的、精美的制度。作者认为:这种自由与秩序的交替色彩和最不可思议的共存方式,或许就是揭开文艺复兴优雅之门的钥匙。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双轨、甚至多轨的通道中运行的,其中各种相应的因子(如光明与影子)、对立的因素(如自由与秩序)共生互动。这种构造表现出了文艺复兴的全部魅力,也形成了它的宿命:由夏入秋,走向秩序。不过,即便是真的到了秋天,鲍斯曼也从未认为这是终结。他从未曾想放弃文艺复兴一词,他并没有改用另一种符号,来为秋天中的文艺复兴画出别一种图像。 
  鲍斯曼此书出版于2000年,但他对历史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的思考却由来已久。1988年,他出版了《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⑤,认为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个苛刻的法律学家的加尔文,其实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这部作品诉诸历史学界的不仅仅是刻画出了两个加尔文,它还协调了两场运动——遭到启蒙时代思想家赞扬的文艺复兴和遭到他们鄙视的宗教改革运动。自启蒙时代起,传统史学就倾向于赞美文艺复兴而贬低宗教改革,因为后者给世界带来了紊乱。鲍斯曼以善于寻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思议的现象著称,从而能够准确地找到“另外的一个侧面”,哪怕那是一种与光明对应的黑暗,或者相反,是一种与极端情绪相对应的人文色彩。为了捍卫光明,鲍斯曼不能不接受如此庄严的任务,这种任务往往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是从他自己对文艺复兴毕生观察中得来的。这种带有自我牺牲和痛苦的气息,常人无法想象的对哀伤的研究,往往都因为对于人类光明事物的崇高的爱而被勇敢的学者承担了起来。 
  从技巧的观点看,鲍斯曼对危机和黑暗的研究丝毫也没有降低质量,反而变得愈来愈具有意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崇高舉止,在鲍斯曼的作品中处处留下印痕。如同一切真正的大家,鲍斯曼敏锐于对世人的哪怕最为轻微的关怀,敏锐于揭示一切可能会到来的危机。对人类危机的挂虑,使他摈弃了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客观阐述,反而以一种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的态度来论述文明和文明的践踏者。这种对文明危机的揭示,旨在告诫人类从未想到过的危险。即便是像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也是一波三折,充满矛盾的。真正的历史学者,应当是能够揭示出历史正反两面的人,而不是那种仅夸张光明面,却把其他历史真相遮掩起来的作伪者。 
  揭示现代国家起源的斯特耶 
  在西方,有把历史演化看成是断裂而非延续发展的传统,致使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与历史真实相悖,新事物成为无本之源。对于这一点,有学者站出来加以纠正。在不否定历史发展存在飞跃的前提下,提出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的代表性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查理斯·哈斯金斯(Charles H. Haskins)和他的学生斯特耶(Joseph R. Strayer)。出于对布克哈特过于文艺复兴近代化的反感,哈斯金斯出版了《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指出14世纪文艺复兴的那些文化特点,其实早在12世纪就出现端倪。斯特耶的研究领域是中世纪政治史,他所著《封建主义》⑥一书,概括出封建主义的三大政治特征: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也通过契约被掌握在私人的手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斯特耶的看法曾经影响了几代学习欧洲中世纪的人们,激励着他们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今天,年轻的历史学者,有时仍然会站出来反对这个观点,却无人能完全否认这个看法的精辟性。 
  斯特耶的精彩处,是在他的封建论遭到学界严厉谴责后写成的另一部著作。斯特耶深感社会转型不可能由一个单一事件来完成,决定深入到当时历史的细部去作深入考察。他思考了一些重大问题:现代国家与中世纪制度有何不同?现代国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现代国家在发展时会遭遇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使斯特耶的探索带上了前所未有的严肃性。上个世纪60年代,他有了初步答案,于是开始讲授这方面的课程。数年后,他把讲稿汇集结成书,这就是那本197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按照斯特耶的说法,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国家奠基于1100~1600年间欧洲产生的制度之中。现代国家产生要有四个条件:政治体制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长期维持;非私人的、相对永久性的制度;对最后裁决的权威需要共识的形成;忠于这种权威的理念。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制度发展中,斯特耶还看到了一些变化:12至13世纪政府行政化的加强;14~15世纪社会的不稳定及战争;1450~1600年间政府专业化和制度上的完善。这些因素导致国家的重要性、完善性增强,最后终于从中世纪的泥潭中脱颖而出,构成难以形容的和谐意境及绚丽多姿的现代色彩。 
  在斯特耶那里,国家一词是用state来表示的,因而有别于纯粹以疆域、领土来界定的country。state一词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除了指国家、政府外,还指政府体制和政府机构的发展。从古代、中古欧洲历史的沿革来看,国家的资源其实并不富裕。欧洲的古代国家大抵有两种类型:一是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二是像雅典、斯巴达那样的希腊城邦。前者不过是军事上的联合体,被少数人统治着,缺乏民众、外邦人对于帝国政治的参与;后者民众是积极参与了国家事务,但地域过于狭小,常常缺乏统一的基础。在中世纪,涌现出的是一个个体制落后的日耳曼人小王国,大搞个人忠诚,政治上的分散割据,大大削弱了国家体制。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要在中古欧洲的薄弱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却是最为“典型”的,中古的欧洲把一切疆域、制度、政治形式的边界都抹掉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国家,或者说,要想深入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需要禅精竭虑,其中的艰难常常会令人却步。

  这种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对处理边界模糊的中世纪国家轮廓的整合意识构成了斯特耶探索的起点。主权问题、职官的专业化问题、对国家的忠诚问题、政府的制度化问题,这些都需要分门别类地去研究。但是,对摇曳不定的中世纪欧洲的国家轮廓又不能用严整的框子来限制,研究者并无可能把现代国家的要素强加于不固定的、朦胧的中古国家轮廓之上,只得运用历史的方法,去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去加以寻找,加以整合,赋予类型,就像在制作一件百纳衣。例如:在9至10世纪,一些已经在地方上站住了脚跟的贵族,通过强化地方治安和管理,让人们对其产生了依赖感和“忠诚”。这种对贵族的依赖与对国家的忠诚性质迥异,却需要重视,因为它显示出“忠诚”与政治权威作用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即便是最不起眼的细节,有时也可能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有用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斯特耶强大的整合能力和自发的灵感,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师。 
  同样的职业敏感让斯特耶去关注像英国、法国这样从中世纪王国厮杀中走出来的优胜者。蛮族的王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而英、法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胜出?答案就存在于国家体制的优劣上。与蛮族王国相比,后来居上的英国、法国更加国家化、制度化、行政化、官僚化,致使这两个国家能够“优入圣域”,成为取代众多蛮族国家的新兴国家。这个发现,不仅使斯特耶进入了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也使他总结出了有别于中世纪的国家特征: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官僚制度、国家司法、国家税收制度等,这些看法为学术界所接受,成了用来衡量欧洲近代早期国家的主要标准。⑦ 
  斯特耶的长处之一是善于从最不起眼的研究中发现重大线索。他发现,1000年后的战争减少和大贵族选择定居、不再迁徙,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一种条件。他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的忠诚是有区别的:“在国家和民族主义比较一致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当一个民族已被分割到许多国家,如德国;或一个国家统治着许多民族时,如哈布斯堡王朝,就会产生忠诚的冲突。”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时会出现冲突。斯特耶暗示:只有当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变得高度一致时,或者当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两者高度统一时,才会出现民族(nation)即国家(state)、两者同义的现象。 
  斯特耶的政治睿智包含着对国家发展的非常细致的观察,也包含着优化国家制度的真知灼见。他指出:国家部门常常由不同的人士组成,但政策的制订者与政策的實行者常常会产生冲突。政策的制订者脱离实际,缺乏足够的信息,常常会按照惯例行事。而政策的实施者却是经验丰富、信息充裕的官吏,他们的见解常常更容易令人信服。15世纪的欧洲君主发现:对几十个政策制订者的改造比较容易,对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吏进行改造却相对困难。国家的发展就要填补两者间的鸿沟,使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力共进。为了实现这一进步,选用能人来制订政策、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信息也许是个好办法。政策的制订者与政府部门的官吏们协调一致了,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承担起国家部门的职责。 
  与此类似,由于15、16世纪的国家是从中世纪脱胎而来的,政府官吏由专业人士和贵族两部分人士组成,两者之间会形成鸿沟。为了提高效率,任何行政部门都会任用专业人士,但这导致了新兴专业官吏与传统贵族之间的冲突。斯特耶认为,对国家的发展而言,要注意的不是冲突而是趋势。官吏的专业化即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只有水到渠成才能成功。如何化解现代体制兴起时不同出身官吏间的矛盾,填补他们之间的沟壑,是现代国家兴起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家的政府部门强大后,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握有实权,会独立、自主,常常威胁到君主们的利益。这种情况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君主们处于两难之中,控制太紧,政府的效率就低下;充分放权的话,各个部门又会桀骜不驯,失去控制。作为一种平衡,英君主们采取了分权的策略:如设立多个国务大臣(Secretaries of State),或者设立专门的外交委员会(Council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和专管殖民地贸易的委员会。斯特耶告诉我们:有段时期,英国和法国都曾实行过让一位、两位、三位甚至四位国务大臣来处理外交事务的现象。17世纪的英国,设置一位国务大臣专门处理英国以北国家的外国事务,另一位则专门处理英国以南的外国的事务,包括协调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16世纪的法国设有四位国务大臣,每位分管国内的一个区域,并要处理与这一区域相邻国家的事务。这样的管理方式是落后的,但这也是通向必然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小插曲。斯特耶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设立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政府部门(外交部)是势在必然的,只不过需要时间,先进的体制最后总会穿过阻碍而获得胜利。 
  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也是斯特耶精心考虑的一个问题。国家制度发展后,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拥有各种资源和生产机构的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矛盾,如何化解矛盾、实现共赢,需要政治智慧。 
  现在已经难以猜测斯特耶这部作品最初的性质了,据斯特耶自己说,他这部书的雏形来自于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委员会的一封来信,要求他开设一门与这样的课程。其后几年中,斯特耶形成了一些看法,在1965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他的观点,曾经得到了数百位同行、同事和学生们的批评。如果想到这是一部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斯特耶在其作品的最后部分阐述其对现代国家未来展望的做法感到惊讶。他阐述理想,希望能够对他所处的时代,对国家制度的进步,提出一点建议。 
  斯特耶生于1904年,死于1987年。在悼词中人们是这么评价他的:“斯特耶,美国历史学家,是美国首位真正的中世纪史学家查理斯·哈斯金斯的学生,他指导了斯特耶的学业,给予了斯特耶帮助。” 
  揭示近代政治兴起中人民作用的布瑞克 
  在西方传统史学里,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主要靠的是君主的王朝战争。在市民阶级金钱的支持下,从14至16世纪,君主的力量得以加强,最后打败了地方贵族,制止了地方割据,建立了中央化的统一国家。这种国家拥有主权、官僚机构、常备军、议会、国家税收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的司法,成为能够代表全体民众的国家,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掌权的国王,被称为新君主或君主立宪制君主。这样的历史阐释,突出的是君主的位置,而人民的作用,却被视为是间接的、非主流的。然而,民族国家建成以后并没有制止君主的权力扩大,他们转变成为专制君主,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这样一种解释,这样的一种历史发展方式,被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深深关注。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这位1938年11月26日出生在柏林的人,后来被人熟知的称谓是在瑞士伯尔尼大学任教的“德国历史学家”。布瑞克认为,上述阐释的问题忽略了人民在缔造近代政治中的作用。所谓的社会转型,所谓的近代政治,离开了人民的推动,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以16世纪初期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两场运动而言,正是市民和农民的行动,使德国震撼世界,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意志只是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广袤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市民阶级与德意志皇帝结盟无望,诸侯称霸一方,地方贵族横行乡里,既算不上是个完全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也算不上是个全国统一、政府机构高度完善了的民族国家。这样,把德国向近代推进的历史任务,几乎完全压在了市民和农民的身上。在布瑞克看来,德国既没有开明君主,也没有市民与君主结盟的繁文缛节,由百姓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显得更为清晰、纯粹。百姓们无职无权,也不在帝王贵胄的政府里当官,他们推动历史发展的途径是“自下而上”,而其所用的方式就是“革命”。與英法两国君主和市民结盟、削平地方贵族、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不同,德意志走的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 
  然而问题接踵而来:真正采用革命模式的人是谁?是市民抑或农民,还是包括市民、农民在内的“普通人”(百姓)?这些普通人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是要抵制贵族的专横、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利,抑或是要参与政治、建立新的体制,甚至是建立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这些问题表明:布瑞克开始关注宗教改革,其后又透过宗教改革关注农民战争,最后又透过农民的村社而关注其更大的诉求。点点滴滴的思考与零零碎碎的史料连成一片,出现了“人民通过革命推动近代政治产生”的诠释模式。布瑞克宣告:在德意志,近代政治是由人民推动和建立的;尽管德意志政治分裂、贵族城堡林立,近代政治仍然是能够从层层岩壁的缝隙中夺路而出,并且闪耀出民众革命的光辉。更有甚者,相信王朝战争可以改变一切的英国和法国,其结果却是君主专制和二次革命(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而被人低估了的德意志百姓革命则有直接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意图。当共和政治在意大利和欧洲城市中隐退时,德意志的城乡却成了共和国的故乡。村社、议会、共和国三连星,不仅折射出了德意志政治发展的轨迹,更是凸显了德意志迈向近代政治的民众特色。这些零碎但深邃的思路,最终在1975年汇集成为一本《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这本书以德文出版,不久,就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布雷迪(Thomas A. Brady, Jr.)教授等人译成英文,1981年在美国出版。2008年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中文版。 
  布瑞克认为: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在他们面前分崩离析,一部由社区、议会和共和国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欧洲大陆奏响:欧洲的农民,普通的百姓,只要起来奋斗,始终是有能力、有条件地去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创造出建立现代国家这样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了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当城堡、宫殿、修道院和诸侯住宅被付之一炬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僧俗贵族在农民面前被迫逃亡,帝国统治势力不得不为生死存亡而斗争。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农民的一方显得单薄无助。当乡村中的农场、农民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那些以《福音书》和基督教神法为指南、要求建立基督教人间天国的政治构思,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烟消云散了。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这个运动却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起义者们佩带宝剑,身着盔甲,扛着军旗,敲着军鼓,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起义者没有随意抢劫的习惯,目的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劫富济贫。他们的领袖中不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所具有的使命感、道德感和正义性,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绿林兄弟。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兄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使命。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如认为起义者都是清一色绝对贫困的农民或农奴,这些人没有政治头脑,只是在遭受压迫情况下为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没有推翻领主、诸侯封建统治的愿望,整个起义都是一种经济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一幅扑朔迷离的图像中,布瑞克出版了《1525年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新概念》。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经济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封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为参加政权而发动起义,希望用革命手段来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以此为目的,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积极建造者。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社区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国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权发展的路径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把农民革命的政治目标解释成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的斗争、议会斗争和建立共和政治。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同德国历史学家弗兰茨和布塞尔隆两人所建立的“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相当复杂的新解释。布瑞克这样论述1525年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社会目标,消极地说是废除特俗社会群体独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而积极地、用1525年的语言来说是‘公共利益’和实现‘兄弟之爱’。从这些社会目标中产生了革命的政治目标:在小邦中,形成合作性的联邦政府;在大邦中,形成一种建立在领地大会基础上的制度。这两种政治形式的基本原理都完全取自于福音书和公社的选举原则。”⑧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布瑞克学派的要点,那就是:“近代政治和社会体制主要是由百姓建立或推动的,因此并不存在脱离了民众需要的现代化。”布瑞克认为,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结构中去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 
  在农民的需要是什么的问题上,布瑞克认为:农民的需要是同16世纪德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相关的。在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民也不再仅仅是“做工的”,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觉悟的新阶层,农民要求改革农村的农业秩序。农业秩序一词,首先是从制度层面来说的,它的存在不以单个农民是否改善了其经济地位(如减少租税额度、废除农奴身份),而是要建立其一种新的机制,用来缓解德国社会变化造成的农民身上的压力。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货币地租的发展,都最大限度地剥削了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领主扩大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权,加重赋税(dues)和劳役,并削弱农民的财产权。对农民的剥削从15世纪以来就不断加剧,到1525年时农民的状况更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布瑞克不同意把农民的行为完全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化的被动应付,而是强调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经济的主动性,强调农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布瑞克指出,在政治结构的具体问题之外,普通人的要求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籓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1525年的空想家试图将这些要素纳入理论上可接受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体系中。 
  人民的革命既然与建立现代体制紧密相连,那么,没有民众的参与,欧洲的现代化就无法起步。布瑞克区分了古之法(为自己争取权力习惯法)和神之法(即利用不加修饰的“上帝之言”来改变社会制度),以为前者只是封建社会里农民保卫自己权益的传统运动,后者却旨在建立百姓共和国,即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人間天国”。 
  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实现自己这些目标的呢?布瑞克认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布瑞克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农民运动“领地城市、帝国城市的平民和矿工都卷入了,那么普通人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泛呢?称这场战争为普通人的革命是否真的更恰当呢?”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考虑普通人的需要,因为农民和市民是联合在一起的,况且农村的社区组织和城市的社区组织也具有类似性。农民运动和市民运动因此可以放在一起来考察(普通人的大联合),正是普通人的行动,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尤其是通过社区、议会和共和国三个阶梯,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近代民主政治。 
  这样,在布瑞克那里,现代化的人民性质(或称共和的性质)就这样被规定了:在他的著作问世前,少数领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改进社会体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被当作一种了不起的进步被渲染。与此完全不同,布瑞克的农民学研究学派出告诉人们: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是指那种由人民直接参与、推动的,根据人民需要来完成的现代化。即使16世纪的德国民众尚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他们无疑是建造现代社会体制的先驱,他们的伟大之处,应当为世人所重视。 
  彻底否定“文化两元论”的斯克里布纳 
  在文化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那就是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是身居高位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文化,后者是未受过教育的民众文化,两者之间势不两立。斯克里布纳对这种“两分法”非常反感,通过对中世纪晚期文化的研究,他发现上述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影响,有时甚至能够相互置换。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或在举行宗教弥撒的时候,无疑采用的是精英文化或官方仪式;然而在谈到奇迹的时候,也会穿插许多听众们熟悉的故事,那时出现的就是大众文化。在新教宣传画里,大众文化被应用得很广泛,充满着大众的语言和民间的信仰。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两分法”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既不适用于前工业社会,也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工业革命把人的阶级明确化了:人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文化也被区分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斯克里布纳通过实证调查后,指出了文化的历时性:工业革命后形成的观念并不能随意套用在中世纪和前工业社会中。在此之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一起流行、互相渗透的,并非全靠文字的形式传播。在16世纪,“假设当时任何社会阶层的人通过印刷的词语获得他们的知识,如学者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信息是这样获得的,男女读者也是这样通过印刷材料得到信息的,这几乎是一种神话。很明显,研究人员在谈论表格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得到的是捆绑在一起的一团信息,其中每个都有它自己的特性和研究的问题。”⑨ 
  斯克里布纳(R.W.Scribner)是当代著名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他生于1941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四年;死于1998年,正是新实证历史学全盛的时候。20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雷迪(Thomas A. Brady, Jr.)在《罗伯特·斯克里布纳:一位研究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中这么写道: 
  罗伯特·W·斯克里布纳1941年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1998年1月2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灵顿(Arlington)逝世。他主要研究的是德国的新教宗教改革。在这个领域里,很多情况都表明,斯克里布纳是一个反叛者。他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断地将智力和学术技艺投入于反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假设和方法之中。他通常这样做,然而,他所要反对的是结论而不是假设,总是提出一种替代的方法和密切相关的史料,自然,还有另外一种结论。他鲜明的目标是很容易被发现的,这在他的许多研究中都被明确指出。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却只有在历史编纂的上下文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⑩

  他的交游,除布雷迪外,还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姆·斯科特(Tom Scott),后者曾经和他一起翻译、出版过《德国农民战争史料集》。斯克里布纳曾在悉尼大学就读,又去了德国埃尔福特进行研究,后来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长期在剑桥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去了哈佛,很快为哈佛大学赢得了国际声誉,他最后是死在哈佛大学的教授任上。 
  斯克里布纳是一位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特别广泛,他的学术见解又特别睿智尖锐。这是一位引起大家惊叹的学者,平静的学海因为他而卷起波澜,僵死的规范因为他而另辟蹊径。尽管他已经逝去,他的一切却仍然可感、可视,可听,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触摸的东西。年轻的学者步他后尘,要在他所开辟的领域里耗尽心血拼搏一番;年长的学者在掂量和感受,回味着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和风格,感受其带来的火热的情绪和精神价值。时至今日,喜欢他的或者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被他唤起,竭力要去习惯、去理解他的新式思维模式或者批判方法。简言之,斯克里布纳是无法被取代的,他的作品经常展现新灵感、新的美和新的学科连结。当然,不愿墨守陈规的创新型历史学家更离不开他,因为他的作品往往触及到了他们的最脆弱的心弦,激励或者说是激怒了他们去进行顽强拼搏。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成就斐然。倘若一位历史工作者能够在某个领域中有所发现,那就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斯克瑞布尼却不止此:他不仅拥有众多重要发现,还提出了新的文化理论,还是许多新兴研究学科的奠基者。粗略统计一下,他涉猎的领域包括了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语言学、民俗学、图像学、庆典和仪式研究,况且这些领域还都彼此不能分开,互为表里,这一个就是另一个发出来的光。斯克里布纳于是成了这部由众多学科组成的交响乐的总指挥,情不自禁地在那里歌唱。这是一个能够把领域当成乐器来演奏的人,他善于寻找到最符合自己感情的形式和音符,于是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响旋律。 
  斯克里布纳没有多少大师们通常所拥有的那种鸿篇巨著,他更像是一个投掷手,冷不防地投掷出一篇篇论文,以为这是最符合时代需要及最适合表现自己情感的方式。斯克里布纳的文章极具震撼力,例如他撰写的《是否存在关于宗教改革的社会史?》和《有可能存在大众文化历史学吗?》,就很具有纲领性,不尚空谈,却以诊断式的口吻谈及概念、主题,探讨问题所在和解决之道。他的文章的重要程度让他马上在学术界广阔领域内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不停地发表论文,观点新颖、尖锐,让人震撼。有时,一篇文章就能够奠定一个新的学科。他以这种战士的风格冲锋陷阵,当论文积累多了的时候,有时他也愿意结集出版,而这就是他的专著了。 
  不过,这位精力非凡的学者却有一以贯之的方面,那就是治学严谨、新颖、全面和细致。从新颖的角度看,关注新的学科增长点是富有敏感性的历史学家的基本学养,斯克里布纳对此乐此不疲。1986年他特地编写了一本介绍学术研究动态的小册子《德国宗教改革》,旨在拓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领域。在导言中他这么说:“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德国宗教改革的最近研究动态。仅十年来的研究,显示了宗教改革的研究已经离开了狭隘的、告解式‘宗教史’,而开始在更大的背景下探讨宗教改革。人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如16世纪宗教改革的来源;如它是如何传播和如何被接受的,以及它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这些最近的讨论大多关注改革的‘社会学’意義上的条件,尽管人类学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涉猎,在民间信仰或流行文化的标题下。”他敏锐感到这些领域将会有大的发展,但推动其发展的却不是“社会学”或“人类学”,而是优秀、求真的历史学。只有深入的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才能让这些领域脱颖而出,成为立得住脚的新的学科增长点。 
  这种踏实的史家作风使斯克里布纳对一些宏观论断产生怀疑。1962年,著名的德国哥廷根教会历史学家莫勒(Bernd Moeller)出版了《帝国城市和宗教改革》?一书,提出参与宗教改革的主体是帝国城市的市民,而接受路德新教的也是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斯克里布纳于是认真研究了埃尔福特和科隆两个城市,前者的宗教改革运动相当成功,后者却没有接纳新教。他批评莫勒赋予城市社区过高的价值,夸大了城市的宗教功能。他指出,莫勒的最大的问题是:假设城市都是和谐的,以此为基础来论证宗教改革就是大城市的宗教改革。但是,莫勒显然忽略了城市内部的斗争,因为在城市里存在着各种派别,它们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态度是相当不同的。况且除了五六十个大的帝国城市、自由城市外,德国还存在着许多人口仅为2000~5000的乡镇,而那里是否参与宗教改革常常是由贵族决定的。再说,参与宗教改革的并不仅仅是城市市民,还有广大农村的农民。总之,把宗教改革运动视为大城市中的知识精英的运动是狭隘的、很不妥当的,至少不符合史实,经不起历史学的实证检验。1975年,斯克里布纳把这部未曾发表的博士论文以《关于两个城市的研究》为题出版,随即引起了轰动,其时斯克里布纳仅34岁。 
  之后,斯克里布纳于1981年出版了一部很重要的学术著作,取名为《为了普通人的缘故:德国宗教改革的大众宣传》?,明显地表明了重视底层民众的倾向。他用simple这个词来称呼百姓,包含着普通、朴素、纯粹、自然的、平常等诸多含义。在他看来,正是纯朴、自然的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种纯朴正同自己的治史作风相近。令人遗憾的是,他发现,对人民的伟大作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既不全面又欠深入。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于对民众的研究中去,获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宁失于繁,毋失于简”,全面掌握史料是斯克里布纳治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如果史料不足就下结论,会以偏概全,甚至掩盖历史真相。他批判莫勒的“没有书本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观点,尖锐地指出:“尽管是有很多人不会读,但人人都会说和看。”斯克里布纳发现:除了文字材料外,新教思想还靠其他途径来传播,如口头传播、戏剧传播和图像传播。他特别留意百姓们用自己很普通的方式创造出非常重大的事件,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呼吁历史学家要学会聆听普通人说话,“听”于是变得非常重要。现代人注重文字材料,渐渐忘记去聆听前人说过什么话,他们怎样讲话。忽略了听,就忽略了把语言本身当作一种原始材料来应用,就忽略了把声音当作一种史料。这样,斯克里布纳的研究就深入到了历史语言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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