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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研究评述
时间:2018-03-14 09:56 点击: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ee Carol Oates)是美国当代极富盛名的女作家、戏剧家、评论家和诗人,她用极其娴熟的写作技巧为人们勾勒出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史诗般的人间众生图。在美国作家中,欧茨可以说是最为多产的一位。自1963年发表处女作《北门边》以来,欧茨已出版53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27部短篇小说集,6部青年小说,3部儿童小说,还有其他多部诗集、戏剧、评论集、回忆录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勤奋笔耕,欧茨凭着作品中深刻的主题和精湛的文风赢得了评论界的广泛赞誉,并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欧·亨利短篇小说成就奖、马拉默德笔会终身文学成就奖、英联邦杰出文学贡献奖等诸多奖项,还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欧茨的作品题材丰富,兼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风格,这为评论者和读者提供了广阔的分析和阐释空间。国内学界对欧茨的翻译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了90年代中期,从单纯译介转向对作品进行呈现和分析。2006年以后,随着《欧茨文集》的出版,国内欧茨研究开始从文内研究转向文 
  一、犹抱琵琶半遮面:早期译介与研究(1974-1994) 
  国内对欧茨的翻译始于1974年刘以鬯翻译的长篇小说《人间乐园》,这本在香港出版的作品开启了国人认识欧茨的历程。大陆学界对欧茨的研究和翻译则始于1979年。1978年1月,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召集国内美国文学界的学者齐聚山东大学共同商议对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会上“确定了美国文学研究11个方面和重点作家,分工到一些高校和研究所进行专题研究,并建议翻译出版《第22条军规》等一批经典作品”,欧茨作品的研究和翻译也随之踏上征程。1980年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宋兆霖等翻译的长篇小说《奇境》。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李长兰、熊文华、樊培绪、陈可淼翻译的《他们》。1991年,由庄彦翻译的《玛丽亚娜和她的情人》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1979年以来,欧茨早期的短篇小说相继被翻译出版。一部分发表在国内各个刊物中,而另一部分则收录在其短篇小说集中,这其中包括欧茨在1967年获得欧·亨利奖第一名的短篇小说《在冰山里》和1985年获得欧·亨利奖的《似水流年》等名作。1985年,《当代外国文学》第3期刊载了桑福德·平斯格所做的对欧茨的一篇访谈《乔伊斯·卡洛尔·欧茨访问记》,其中提到了欧茨小说中常以高等院校为背景的问题。这一系列翻译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推动了欧茨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但此时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功用主要是向中国读者介绍欧茨。发表于1980年的《乔伊斯·卡·欧茨的崛起》一文是中国最早介绍欧茨的评论文章,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评论界指责欧茨作品中暴力情节过多的问题,并引用欧茨的话进行回应:“我并不是凭空臆造底特律的街道的。当我写一个人谋杀或者自杀时,我的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数百个不同的例子中汲取的,是从我们民族的暴力和玩世不恭的性格中汲取的。”而后其他相关文章陆续发表,其中女性问题开始进入欧茨研究者的视角。1987年燕萍在《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的《J.欧茨的(冬至)对女性心理的新探索》,分析了欧茨的早期小说《冬至》中以两个女性朋友的情感和友谊为叙述对象这一独特视角,并援引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观点表明欧茨在女性心理叙述上的创新性。 
  这一时期的评论文章常以清新隽永、自然流畅的语言将欧茨其人其作生动呈现在读者面前,引发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深切关注。虽然是浅显的介绍,却不落俗套,颇具风格,这可以说是早期欧茨研究的一个特点,而这些学者的开拓性贡献也为后来的研究埋下了伏笔。比如在上述文章中,学院小说、暴力和女性的主题就已经被学者发现和提出,并在后来的评论中一直延伸下去,至今还备受重视。 
  二、千树万树梨花开:作品主题及作家创作观的呈现(1995-2005)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国内欧茨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翻译活动还比较零散,自从《光明天使》的译本推出后,欧茨的作品在中国渐入外国文学翻译的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3至2005年间连续出版了三部译作:《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中年——浪漫之旅》和《我带你去那儿》。台湾与此同时也翻译出版了两部译作《野兽》和《强暴:一个爱的故事》。一系列短篇小说也相继发表,而此时译者也不再仅仅隐匿在译文之后沉默不语,而是表达出自己的审美判断。在《光明天使》中,译者在序言《疯子带着瞎子走》中分析了“欲望”这一贯穿小说始终的内在驱动力,通过探讨《光明天使》中人物的悲剧命运进而指出:“人类的诸种残疾中,疯和瞎最致命。前者完全诉诸知觉和肉体,后者彻底转向理性和精神。……疯是理性的爆炸,行为上的偏执;瞎是理性的盲目,行为上的阳痿。”这一论断直指欧茨思想谱系的内在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错与矛盾。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翻译活动的全面推进,评论界对欧茨的研究开始夹叙夹议,深入探究作品张力背后的驱动力。一篇从标题上看起来是纯粹介绍性的文章《乔伊思·卡罗-欧茨其人》也蕴藏了很多作者的所思所感以及颇有启示意义的信息。文章除了详细介绍作者生平之外,还介绍了欧茨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吓坏了的女人”形象以及作家就评论界对其作品过于暴力、过于多产这两点指责所做的回应。这种带有深度解析意义的介绍性文字为拓宽欧茨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此为契机,《美国人的心理——读欧茨的新作(僵尸)》和《人生的探索,艰难的历程——读欧茨的小说(奇境)》两篇文章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逐渐推演出作品内在张力背后所蕴藏的美国文化阴暗暴力的实质。冯亦代先生在介绍新作《花痴》时也就这一问题表达了他的看法:“欧茨不断在美国社会、家庭及个人生活中寻找爱与暴行相互交叉的故事,并无情地剖析暴行之倾向,认为这种暴行并不是由于社会状况或心理创伤所挑起。在她看来,暴行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状况,是美国人性格中与生俱来的一种向性。这种向性根据历史和环境用不同的形式显示出来。这种暴行掩盖和粉碎了爱与家族关系,而这是欧茨小说想表现的潜在的事实。”他接着借用了劳伦斯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经典文学里,美国人‘蓄意的自觉’说得那么郑重和平顺,而在下意识里却是‘穷凶极恶的’,因为下意识里则是在大叫‘毁灭,毁灭,第三个还是毁灭!”’并接着赞言:“很少有几个美国作家在记录这一主要的美国多声部音乐时,能像欧茨那样忠实地写出这一多重而又不和谐的曲调。”按照冯先生的分析,欧茨笔下的暴力的起因不在社会,而是人性的残暴劣根性所致,于是欧茨眼中的和谐景观之下总是蕴藏着层层危机,这也正是作家所要揭示的美国精神的阴暗一面。
  在国内的欧茨研究中,女性问题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评论者的视野,并且从一开始就对欧茨是否女权主义者这一问题存在分歧。秦小孟认为:欧茨作品中的女性常常是受害者,因此“奥茨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有评论者认为:“奥茨是否是女权主义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当代女性的困厄与悲哀。”单雪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在《从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小说看其女性主义意识的演进》中分三个阶段细致梳理了欧茨小说中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进而指出欧茨是一位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她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对女性自身的独立人格、独立的存在价值、创造能力及其优势的肯定,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对女性歧视与贬抑的否定。”欧茨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性格各异,既有对外界茫然困惑初涉尘世的少女和易受伤的年轻女性,又有坚强能干乐观的母亲型女性和有文化但又囿于传统性别角色、悲观的家庭主妇以及单身的知识女性。”通过动态展现欧茨笔下的女性形象,并结合女权主义发展的历史语境,单雪梅梳理出欧茨在性别创作上的转变,这体现在她“从对男性文学主流的规范的内化、反省和反思到向女性主义文学主流的倾斜。这并非指欧茨对两种文化传统的态度是从一端直接跳到了另一端,而是指她不断吸收各自的优势并摈弃不足之处来完善自己的创作。”大多数评论者认为欧茨并非女权主义者,而是用她独特的女性视角真实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况并揭示出女性悲剧的根源。还有评论者将女性与暴力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因为“在欧茨看来,暴力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社会状况,而女性是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对暴力的描写是欧茨创作中女性意识表达的特殊视角”。 
  欧茨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一种自然流露,但她的创作并不拘泥于女性,而是将人类和整个世界纳入到自己的文本体系中。她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既是作家也是文学评论家,这两种身份使得欧茨可以自由穿梭于作品内外,以局外者的眼光对自己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观进行反观。因此欧茨的创作轨迹带有十分清晰的层次感,她的叙述也体现出作家创作观的转变和递进。针对这一点,评论界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徐俪娜的博士论文《经验即现实:欧慈(他们)及(我心深处)叙事技巧之研究》以欧茨两部作品为样本系统分析了作家的叙述技巧和特点。林斌的文章《超越“孤立艺术家的神话”——从(奇境)和<婚姻与不忠)浅析欧茨创作过渡期的艺术观》详细分析了欧茨在1971到1973年这段创作转型时期的艺术理念,文章以《奇境》和《婚姻与不忠》两部作品为蓝本,表现欧茨对美国文化中“孤独自我的神话”及其派生的“孤立艺术家的神话”的深刻剖析和批判,从而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传统意识”。 
  欧茨对社会文化的深刻认识建立在她的批判性立场之上,在她的笔下,一首表面上的美国赞歌因暴力事件忽然演变为悲歌或绝唱。评论者准确把握了欧茨作品反讽批判的精神,用犀利深刻的笔触揭示出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理论视角的引入(2006-2012) 
  借助译者和评论者的大力推介,欧茨的许多大部头的作品也逐渐从学者的书柜中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中国读者开始更多地了解这位外表看起来有些腼腆,作品中却充满激情、暴力和反思的“神秘”作家。200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欧茨文集》,其中涵盖五部译作,集中反映了欧茨90年代到2005年的和小说创作欧茨身为评论家“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坦率观点以及对文坛和文化现象的看法”。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点推出了欧茨2008年出版的两部新作。这一系列译介活动的开展全面推进了欧茨研究走向深入。欧茨丰富独特的创作技巧时刻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她善于对美国生活进行细致的观察,这让她的作品呈现出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相互交错的特点,她细腻温婉的叙述风格将现实主义推向人的精神世界,十分真实鲜活地呈现出了美国精神的状况,被评论者称为“心理现实主义”,评论界也常常将她的作品同威廉·福克纳、斯坦贝克、尤多拉-韦尔蒂、奥康纳和德莱塞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然而,博采众长的创作必然带来多元杂糅的文本世界。欧茨曾说过:“我有一个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想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一部书里。”作家开阔的创作视野及其深厚的哲学素养也使得评论界的研究思路随之不断拓展。国内欧茨研究开始突破以往对欧茨作品中女性形象、悲剧性及艺术风格等主题的研究范式,从文内研究过渡到文外解读,借用哲学视角和文学理论对欧茨作品进行再观照,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欧茨作品的认识。王弋璇在她的博士论文《暴力与冲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中的空间性》中借用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理论,“以评论界广泛关注的欧茨小说中的暴力现象为切入点,在空间转向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作品中暴力情节的根源”,揭示出小说冲突背后蕴藏的空间权力机制,从而得出结论“暴力和冲突现象来源于现实中的抽象空间现状以及权力化的空间构型所带来真实与想象的分裂”。论文以福柯和列斐伏尔的理论为视角,将文学作品中的暴力现象同哲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潮流有机结合起来。借用理论观照欧茨作品分析的新趋向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加深刻多元的欧茨作品世界。随后评论界也涌现了一系列以空间理论为视角,透视欧茨小说背后社会权力机制的文章。还有评论者发现了欧茨小说中隐含的生态观,对欧茨作品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杨建玫的博士论文以生态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为框架,选取欧茨9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对其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语境下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探讨,梳理出欧茨小说的生态之维。与此同时,作家本人的犹太身份问题也受到了评论者关注。 
  欧茨兼具诗人、剧作家、评论家、编辑和大学教授等多重身份,关注社会现实和底层人物,吸纳了众多文学大师和流派的思想内涵,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创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她致力于描写世界的复杂性,关注下层人的苦难生活,把现实的丑陋描写得淋漓尽致,并以多产著称。“也许正是由于她的多产和多面,人们始终觉得她难以捉摸和定位,诺奖的两次落榜从侧面反映出学界对其作品的严肃性存在争议。提起欧茨,评论界常将她的名字与暴力相联,甚至认为她对暴力有一种病态的嗜好,或者索性将其作品列入通俗小说。”针对这种误解,有评论者强调说:“欧茨给自己的作品披上这类通俗小说的外衣后,加上她的许多小说都很畅销,许多没能细心去欣赏、体会她的作品的读者就真的把她的小说误认为是通俗小说了。”实际上,她的“作品题材丰富,广泛触及了美国的社会生活,细腻地描摹美国的社会问题,进而提出了整个美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她这么一位严肃作家的严肃文学作品,经常像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家那样,采用诸如凶杀、强奸、暴力、偷情、走向堕落等题材和侦探、推理等通俗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美国、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具有罕见的深度和力度’’。21世纪中期以后的评论者开始尝试以更加深刻的理论思考,从不同角度人手展现出海纳“整个世界”的欧茨创作全景图,从而凸显作品的严肃性和现实性。有学者认为,“评论界一向把欧茨描绘成‘暴力和黑暗的专业写手’,却忽视了欧茨作品中所传达的悲悯和关怀,而其‘学院小说’是这一主题的有力注脚。”我们看到,“欧茨小说所呈现的不是理想中的象牙塔,而是大学内部的尔虞我诈。她的小说中,大学已不是一片净土。这里同样涌动着文化的激流以及政治的漩涡。但她的作品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和批判的层面。而是旨在呼吁建构一种和谐的校园文化和人际关系。” 
  针对欧茨作品中暴力情节过多的问题,国内评论界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欧茨本人也备受这一质疑的困扰,她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的作品如此暴力?”就此,1981年她写了一篇以这个疑问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并指出这个问题带有男性至上主义的色彩,因为从来没有人指责过男性作家的作品太过于暴力。她谈道:“仅就我写出的作品以及贯通于其中的‘暴力’实践而言,在该词任何有意义的概念上,我非常怀疑我会是一个描写暴力的作家。真实的人生实在比我所描绘的更混乱、更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她接着强调说:“我的作品事实上并不特别狂暴,只不过多数牵涉到某些暴行的现象及其后果,所取方式也没有超过希腊悲剧……不过是反映现代社会而已。”虽然作家明确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然而她的解释终究缺乏理据,也未能使争论偃旗息鼓。2006年之后,国内评论界从多个角度对“暴力”这一理解欧茨作品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刘玉红也在她的论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哥特现实主义小说研究》中将暴力同哥特小说创作结合起来,揭示出被誉为“女福克纳”和“哥特小说女王”的欧茨在创作中借用传统哥特小说的技巧,关注生活中暴力的一面,并赋予其现实的风格与内涵,以此来实现揭露和批评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弊病这一创作意旨。王弋璇在《暴力与浪漫——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小说(他们)的空间维度》一文中,将暴力情节同小说《他们》中的烈火意象相联系,揭示出小说中的暴力同列斐伏尔理论体系中“空间的生产”概念内涵之间的同一性,进而突出了作家希望通过张扬非理性从而使现代人摆脱社会空间束缚的创作意旨。而在《暴力与欧茨的悲剧创作》一文中,作者将暴力和悲剧联姻,进而指出“欧茨笔下的暴力决非如某些批评家所言,是吸引大众的噱头。从社会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每时每刻围绕在每个人身边的暴力恰恰反映了当代人在残酷现实面前惨遭蹂躏劫掠的生存困境,而欧茨用文字真实地将这种困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用最振聋发聩的声音警醒混沌懵懂的现代人。”这一系列研究的开展使欧茨作品中暴力情节问题得到了学理性的分析和阐释。国内欧茨研究也在这些问题的导向下,以理论性的分析为依托,开始走向更加广泛深入的全面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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