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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蒙古族诗人法式善研究综述
时间:2018-03-14 10:20 点击:
  法式善,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蒙古族学者、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作为“一代文献之宗”[1],法式善研求文献,博览群书,勤于著述,著作颇丰。 
  纵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学者多侧重于法式善的诗歌研究,探讨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诗学观,对法式善的文学创作缺乏宏观的把握,也没有专著问世。因此,法式善研究尚有广阔的开垦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梧门诗话》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21世纪《梧门诗话》研究热潮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21世纪以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法式善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专题论文的数量迅速增长,据知网检测,相关论文45篇,其中硕士论文5篇,博士论文3篇,另外专著两本:宏伟《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2]和李淑岩《法式善诗学活动研究》[3]。总的来说,近些年来,对法式善的研究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对其研究的深度、广度与前期相比,有很大开拓。 
  一 
  鉴于各类文献中对其生平叙述不尽相同,近十多年来,文人学者们秉持着“知人论世”的治学态度,纷纷把眼光聚焦在法式善的生平考证。杨勇军的《法式善家世考》[4]通过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澄清了法式善“他的姓氏到底是蒙乌尔吉氏还是伍尧氏,他的旗籍到底是蒙古正黄旗还是包衣正黄旗,他的祖先从入关到他这一代到底是经历了七世还是八世”的家世问题。 
  在《法式善生平若干问题考论》[5]一文中,作者李淑岩“爬梳文献”“勾稽相关史实”,考证法式善的族姓、世系及其家学环境。此外,相关的研究还散见于博、硕士的论文中,如宏伟的《<梧门诗话>标点与释评》[6]、强迪艺的《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7]、黄建光的《<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8]、刘青山的《法式善研究》[9]、王娟娟的《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10]、杨勇军的《法式善考论》[11]。厘清法式善的生平问题,有利于今后的学者正确、全面地推进对法式善的认知。而有关法式善生平文献的搜集,则开阔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体现了他们刻苦专研的精神,为法式善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梧门诗话》的研究空前深入,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在《梧门诗话》的整理和诗学观研究两个方面。 
  (一)《梧门诗话》的整理 
  《梧门诗话》成书于法式善晚年,刊刻未果,当时以钞本的形式流传。而现存的两个版本:一为国家图书馆所藏,一为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这两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但因分卷之异导致卷数不同。因《梧门诗话》无统一的版本面世,这对今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促使学者们对《梧门诗话》进行整理、研究,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2003年,内蒙古大学宏伟的博士论文《<梧门诗话>标点与释评》,她以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七十七种《梧门诗话》为底本,加标点符号并诠释诗话中的重要词语和理论术语,还详析评语并对诗话中所提到的人物作了详细的生平考证。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宏伟还著有《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一书。 
  2004年,强迪艺发表的《<梧门诗话>是如何从十二卷变为十六卷的》[12]详述《梧门诗话》的卷数的演变历程。2005年,由张寅彭、强迪艺在综合《梧门诗话》现存的两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编校而成《<梧门诗话>合校》[13]。2006年,由许征以台湾中央图书馆馆藏的《梧门诗话》为依据,整理、修订并保留原书名《梧门诗话》[14]。《梧门诗话》的整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版本上的便利,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梧门诗话》的传播及影响。 
  (二)《梧门诗话》的诗学观研究 
  《法式善:乾嘉之际诗学转型的典型个案》[15]一文中,蒋寅认为法式善的诗学“代表着当时诗学的主流倾向”,“体现了乾隆诗学向嘉、道诗学过渡和转型的典型个案,在清代中叶的诗学转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式善《梧门诗话》之影响力,取决于其以录诗范围广、无门户之见及评诗公道所展现的性情为核心的诗学观。法式善所谓的“性情”,是摒弃袁枚“性灵”的轻薄流弊,有节制的对情感的自然流露。性情之外,法式善还强调性情之真、之深。总的来说,近十年来的研究多以性情为中心的本质论、表现“清”“幽”“淡”“峭”的风格论以及体现“自然而新、自然而丽”“诗贵神似,不贵形似”的创作论三方面探讨了《梧门诗话》的诗学观,最具此特色的文章是黄建光的学位论文。还有一些文章对《梧门诗话》的诗学思想有所开拓,如图雅的《法式善<梧门诗话>的诗学思想》[16]还提出了情境论、诗味论并探讨理论来源,进一步的认识、挖掘法式善的诗学观内涵;李前进的《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的美学观》[17]以及其发表在刊物上的《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的美学追求》[18],在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从美学的角度对作为蒙古族诗人法式善的《梧门诗话》进行整理归纳,论述法式善对“清幽”之美的艺术追求。宏伟的《<梧门诗话>标点与释评》一文,从诗歌本体、创作方法、风格、内容与形式、语言等五个方面论述诗学观点,阐述了《梧门诗话》的诗歌理论思想,表现其独特的见解。值得关注的是,图雅《析法式善<梧门诗话>价值》[19]和米彦青的《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20],这两篇论文从《梧门诗话》录诗和评诗的特点入手,多角度地发掘《梧门诗话》的价值或诗学理论。 
  除《梧门诗话》,法式善还写有专门记载八旗诗人诗歌的诗话著作——《八旗诗话》一卷,与《梧门诗话》具有相似的诗学观,是《梧门诗话》诗学观的延伸,其诗学理论价值的光辉往往被遮盖,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相关论文暂有两篇:李淑岩的《论<八旗诗话>与法式善的诗学观》[21]和吴玲娜的《试论法式善<八旗诗话>的诗学思想》[22],二者皆重视《八旗诗话》文献价值,并以此来佐论法式善的诗学观。此外,之前的诗学研究往往单纯地以文本为对象,未从宏观的视野把握法式善的诗学思想。王娟娟的《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单列一章把《梧门诗话》和《八旗诗话》看作一个整体,研究法式善的诗学思想,具有积极的一面。
  三 
  法式善现存诗歌3000多首,但相关研究成果甚微。近十多年来,因《梧门诗话》特色的录诗情况和公道的评价,间接地显示了法式善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的诗学观认识,往往局限于《梧门诗话》的诗学观念的研究。基于这一现实,学者们逐渐由对法式善诗学理论的研究,转移到诗歌的研究。对其诗歌的题材进行分类研究,探讨诗风、艺术特色和影响,如刘青山的《法式善研究》和王娟娟的《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还有对法式善的某一类诗着重分析,如李淑岩的《法式善怀人组诗与乾嘉文坛生态》[23],从法式善诗集中出现的大量的怀人组诗入手,通过列图表的形式,论证了法式善的怀人诗和所怀人物之多、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以诗存史等,以此探寻怀人组诗出现的原因及其与乾嘉文坛生态的关系。另有探索法式善诗歌的艺术来源对其诗歌的影响,如米彦青《论唐代“王孟”诗风对法式善诗歌创作的影响》[24],详述了法式善对王维山水风光诗的摹写、对孟浩然田园诗的接受及受二人影响下形成了“广阔的唐诗盛景影响下的多样性创作”。 
  法式善的散文有所造诣,自称学欧阳修。然今学者对现存的散文集的研究成果微乎其微,没有专题论文和专著。庆幸的是,刘青山在《法式善研究》一文的一小节中提到了法式善散文方面的艺术特色。他认为法式善文风多样,论文重抒情,讲究行文的冲淡、和缓、简明,其论说文持论公道。散文著作中序、跋、记等体,“或风神淡远、或简质渊雅”。 
  四 
  法式善担任文学侍从的官职,这决定了他身边不乏文人来往。主持北方诗坛三十年,交游广泛,其交往对象多朝廷的达官贵人及落魄江湖的布衣寒士,他们雅集酬唱于“诗龛”或“西涯”。法式善一生的生活经历较单一,不曾远游,未曾离开过京城。其交游的地方多是北京周边的名胜景观,或赏花,或品评诗画,或诗歌唱和。对其交游活动进行研究,多是基于法式善诗歌文本层面的记载,多以时间或事件为线索,明晰交游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活动主题等。频繁的往来,映证他们深厚的友谊、共同的癖好,以及相似的文学观念。李淑岩的《法式善诗学活动研究》对法式善的交游活动做了详细的考证。有的学者将与法式善交游的人物进行归类、分节研究,如刘青山的《法式善研究》以法式善交游为研究重点,单列章节详述以“诗龛”“西涯”为活动中心的雅集活动。王娟娟的《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把与法式善交游的人物分为诗坛前辈、至交诗友、清朝官吏及文坛新秀三类进行研究。杨勇军《法式善攷论》重点考证了法式善与袁枚、翁方纲等人的交游。亦有以单篇专题论文形式专门研究法式善的交游情况,如《罗聘《小西涯诗意图》考论——兼论罗聘与法式善之交谊》[25]、《王芑孙与法式善交游述略》[26]、《洪亮吉与法式善交游考述》[27]、《洪亮吉与法式善交游考述:兼及洪亮吉的一首轶诗》[28]等。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法式善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研究人员的不断增加、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研究视角多样化等方面,从不同的层面不断地推进。但总的来说,法式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各类文学作品的研究比重失衡,其散文研究相对薄弱,有待后来学者加强;研究内容重复,如以“性情”核心的诗学观的探讨,论文颇为集中,创新度不够,显得老生常谈。关于《梧门诗话》的多角度研究,其诗学观阐释的成果也颇多,但囿于《梧门诗话》的文本层面,研究内容单一,得出的诗学观意蕴大同小异,未跳出已有的诗学观研究成果,创新性观点不多,也缺乏与时代的诗学风气、与乾嘉诗坛的相互影响作相关的比较研究。“事实上,只有将作家的创作置身于空间的历史性与时间的时代性相结合的视野下,才能在纵横交汇的审美关照下最大可能地彰显诗文作家的创作特色成就、及其文学史、诗歌史地位。”[29]另外,法式善的散文创作对法式善的文学地位的确立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其关注度不够,没有全面把握法式善散文的思想艺术特色,只是摘取其中的只言片语作为写作的论据。此外,法式善的交游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弥补了之前法式善交游研究的空白。对其交游的记录,以诗存史,对后人研究乾嘉时期文人的日常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就交游活动影响本身而言,并未论及交游活动对当时文坛的影响,这就需要后来学者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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