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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新与操演
时间:2018-03-14 10:19 点击:
  马来西亚青年学者李树枝博士戮力打造的学术论著《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得到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古远清教授、朱文斌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有成研究员、台湾学者陈芳明,新加坡学者王润华等专家学者和同行评审的肯定,堪称VIP作品(very important publication)也未尝不可。 
  问题在于,何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与学术同行,会一致认同这本论著?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这本论著的开拓性。文献检索显示,前人研究很少触及余氏“台风”登陆马华文坛所带来的影响问题。但是开拓性未必会成为一本论著被点赞的全部理由。应该还有更多层面的独特之处,才会使这些有不同文论追求而又不乏挑剔的“理想读者”为之叫好。好在哪里?更多层面的独特之处何以见得?这正是本论的问题意识所在。 
  本文不想脱离学术标准去溢美,而是在学术规范的框架下褒贬与臧否。拟从读者的期待视野出发,藉由value(价值)、innovation(创新)、performativity(操演)三个层面,对李氏上述论著进行解读,希冀提供别样的阐释空间。此番“VIP研究”并非是要提出新的概念,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出于论述的必需,并且能更清晰地阐释所要解读的对象。 
  众所周知,期待视野是读者在阅读之前,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于文学接受课题的预先估计与期盼。就大部分读者而言,对于《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以下简称《影响研究》),在开卷之前或者随便翻翻之时,总会有一些共同的预估与期待:它应该是一本有多重价值的论著,必能在众多关于余光中的影响研究中充满新意,而且立论的形成、论证的展开与结论的收束,应该是操演有力并自成高格的。《影响研究》有没有突破既定期待视野,召唤读者进一步理解、阐释和想象性再创造,为接受者提供新的不同以往的审美经验与理论享受呢?本论将在媒介报道、访谈与文本分析基础上给出肯定的答案。 
  一 
  Value(价值)方面,《影响研究》是马华文学评论界第一本辨析余光中对马华作家影响的论著,是导引式学术成果,隐含其间的学理价值、风险价值与前瞻价值满而不溢、藏而不露,值得挖掘。 
  《影响研究》最早是李树枝博士论文的印刷版。《星洲日报》的报道称:这部学术著述是“大马首篇纯文学类中文博士论文”,“创造了多个第一”,“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地阐述余光中对马华作家总体影响的博士论文”,“李树枝从文学评论、散文、现代诗三个类别,就方娥真、刘贵德、温任平、张树林、谢川成、其他天狼星诗社作家群、温瑞安、何启良、辛金顺和骆耀庭9名马华知名作家的文学书写,进行整体观照和学术探究,揭示他们的创作轨迹和接受美学深受余光中的影响”,“丰富了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对余光中的研究成果,厘清了余氏现代主义、广义现代主义、中国性—现代主义与马华文学现代主义书写/运动的‘内在关系’”。① 
  大众媒介的书评式报道,也许只反映了学术外显的一面。回到学术内部,《影响研究》念兹在兹的不是表面风光。该书认为余光中对众多马华作家的影响,是一个不断改变、建构的开放过程,马华作家作品与余光中诗学有着无可否认的“脐带”关系。该书追求实证,并以众多个案/文本参与讨论,讨论这种影响的价值与代价,强调说明这种影响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借鉴作用。作者为此进行了较为细致与符合实际的文本分析,在立论上显得自信而有生机。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影响研究》是马来西亚学术界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目前对此研究的首个较为可靠、较有份量、系统性与整体性成果,应为持平之论。 
  任何研究都有风险,风险越大,研究的收益越高,克服风险的过程就是研究价值不断累积的过程。访谈得知,《影响研究》有明显的研究空间、边界与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一些被研究的马华作家,不愿承认自己的作品受余光中影响,他们为免得有抄袭或者翻版余光中之嫌,甚至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希望作者不要把他们列为研究对象。李树枝不为所动,他自信学术动机的纯正,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坚持认为余光中对马华文坛的影响,是马华作家个体的主动建构,不是被动的接受或者吸收。在李树枝看来,写作就是战斗,儒家伦理的根本就是“生存乃斗争”。他坚持把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事件化”,临文不讳。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风险分散机制与融情杠杆,但是总的研究,忠实于各家原著还原了文学现场,在累积了实战经验的基础上,没有违背审美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忽视文学的社会存在。他在这一研究上的匹夫之勇,并未勇于不敢。 
  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是历史性建构,李树枝认为,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并未开放门户,而不算封闭的台湾文学已经进入现代与后现代,台湾的中文书籍大量出口到马来西亚,既为大量有过留台经历的马华文青所热捧,也“感染”到东、西马各个层面的华人作家。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留学与移民潮的高涨,“输出文学”也是潜移默化的事实,这为马华文坛提供了新的接受条件与操作系统,莫言等著名大陆作家的作品也成了新一代马华作家学习与追赶的目标。在李树枝看来,假以时日,“莫言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也不是不可能成为论题。从这个层面讲,《影响研究》对马华作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前瞻性价值与预示性意义,预示了马华文学在新的全球化境遇中的丰富可能性。 
  二 
  Innovation(创新)方面,《影响研究》创造性建构了余光中现代主义诗学的核心价值观,精细化勾勒出马华作家接受余光中影响的轨迹图,并赋予这种“拿来主义”与“借鉴意识”以意义。这种开拓性研究可谓别出机杼。
  一篇好的学术论文,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有的体现在观点创新,有的体现在材料上的创新,也有的体现在角度和提炼概括上的创新,究其核心还是思维方式的创新。②《影响研究》在这几方面,都表现不俗。 
  在观点创新上,《影响研究》首先肯定从处女作《沙浮投海》(1949)的发表到现在,60多年的创作经历,34部诗集、散文评论集和翻译作品,难于计数的副刊作品,奠定了余光中文学大师的地位。接着向读者娓娓道来大师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研究》将余光中的文学创作历程归纳为5个时期,第一格律诗时期(1949-1957),第二西化实验时期(1958-1960),第三虚无时期(1960-1961),第四古典时期(1961-1963),第五民族写实时期(1964-至今)。这样的量化分期为余光中现代主义诗学的建构,提供了历时的依据。作者在分析了大量余氏文本、理论以及他者的评述基础上认为,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先以西方浪漫主义、中国新文学传统抒情新诗、中国旧格律诗开始,之后进入现代主义文学书写,又从“现代”回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因此,在文学艺术上,余光中的作品糅合了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属于“非典型性”现代主义。余光中的现代主义诗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现代主义”、“广义现代主义”、“中国性—现代主义”的复合体与集大成。特别是作者归纳余光中“中国性—现代主义”乃是调和了“现代”与“古典中国”以及“世界”与“本土”的诗学观点,实属创见,一新耳目。 
  在精细化勾勒马华作家接受余光中影响的轨迹图方面,作者不遗余力、穷而后工,体现了提炼概括上的创新,这也是《影响研究》的重头戏所在。在文学评论方面,《影响研究》指出余光中的“余氏读法”与他的“广义现代主义评论”,对马华文坛“缪斯钟爱的女儿”方娥真、“砂拉越星空上的星座”刘贵德、“大马本地的余光中”温任平、“马华当代散文典律的标准建构者”张树林、“马华现代诗的诠释者”谢川成的文学评论所产生的影响清晰可辨,事实上这些马华文论者在各种场合也承认并感激余光中的教诲与泽被。在散文创作方面,《影响研究》指出,余光中现代革新散文的“中国性”主题意识与文字修辞,对马华天狼星/神州作家群、温瑞安、何启良、辛金顺的影响甚大。这些马华作家的散文试图重建“地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他们的中国性现代主义美学意义与文本形式渗透了许多余光中的虚构的想象及模拟的痕迹,呈现了马华散文对余光中作品的互文关系。余光中散文革新文体的理论基础,成为了这些马华散文写作者的文学资源。在诗歌方面,《影响研究》探讨了刘贵德、何启良、天狼星诗社诗人群、温任平、骆耀庭对余光中的英诗中译文、余光中的莲、屈原、歌者、火焰、天鹅、凤凰、战争、性爱、船9个意象之“吸收”,勾勒了这些诗人化用了余光中的中文译文、诗歌意象以及诗句句法的影响轨迹,论述了余光中的现代诗创作思想,在文学思维和具体文字操作上给了这些马华诗人创作时一个丰富的凭依范式。 
  《影响研究》对马华作家之于余光中的借重、在创作实践中的“拿来主义”与“借鉴意识”给予了探索性思考并赋予了意义,这也是让人感到别开生面的立论,是思维方式创新的表征。究竟余光中的影响对上述作家带来的是正面的浸染,还是扼杀了上述作家的主体性或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化用之后是否应该摆脱余光中的影响,从而得以建构马华作家自身深植于马华独特的本土语境的主体性?这种背离与稀释余氏的追求其价值与代价如何?文学的本土化、在地化如何跟上全球化等等延伸议题,《影响研究》都有温和而公道的讨论,也有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三 
  Performativity(操演)方面,《影响研究》没有武断地为理论而理论,也不曾套用各种彼此相冲的西方文论,而是灵活善用了各派学说与各种文本阐释方式,对立论的形成、论证的展开与结论的收束等一整套“规范动作”,做到操演有力、手法老道、合乎逻辑、曲折多变、活泼潇洒、令人愉悦并自成高格。 
  操演通常是指通过规则化的形式或不断出现的活动,来构建某种认同的工程与方法。借由“文本操演”可以重新赋予文本以新意义。③易言之,《影响研究》在研究方法与成书操演上,应该有公认的科学而独到之处,才会使这本论著脱颖而出,备受好评。 
  首先,作者知己知彼,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十分熟悉。占有详尽的资料,也多次访谈余光中本人以及众多海内外马华文学作家,进行互动性研究与跨文化审视,这些如果不算与众不同的特技,至少也是著述成功的前提。同行反映,李树枝对研究范围内的马华文学的整体有深刻的认识,能够在理论高度上描述余光中诗学思想在马来西亚传播与授受过程,及其在地化的面影,颇有史论的意涵。《影响研究》其实是一本比较文学专著。谈到比较文学,众所周知,在面对本国的文学问题时,要有放眼全球的广阔视野与目光,将在地文学放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进行考量,在国别或者地区间的文学互相比较与对话中,找出发自共同美学根源的问题,印证跨文化美学融会贯通的可能。李树枝正是通过“台湾-马来西亚”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文学影响研究,发展出这一领域相对宏阔的学术空间,对马华文学可能的主流化、中心化产生推动作用。 
  在具体操演中,《影响研究》的建构逻辑缜密,手法老道。新批评文本细读、接受美学两大法宝贯通始终。作者认为,唯有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与分析,而不受作者主观意识的影响,才能客观、具体地对文本进行受余光中影响的评述与探究。当然,高明的操演肯定不会是单一的重复。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也活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文体批评、文化批评等“十八般兵器”,以扩大文本细读的洞见。例如,威廉斯的“文本工程论”认为文本是一项综合且复杂的社会工程,它不仅是统治阶级巩固自己威权的事业,也是被统治阶级颠覆威权的事业。这一观点被作者拿来论述马华作家通过接受余光中创作影响而建构抵抗文本时,可谓别有意味。此外,纯粹的文本分析也未必能够包打天下,作为比较文学著作,《影响研究》还梳理了余光中与马华文坛的文学交流(余光中四度登陆大马)、谈话、评价活动,台湾及大马现代主义的文学刊物的介译、马华作家对余光中文本的模仿与改编活动,马华作家的日记与书信,等等,这些“超文本”的操演,并非表面功夫,也不是花拳绣腿,在在对夯实结论大有裨益,也是活泼灵动的研究策略,可以肯定的是,《影响研究》不是诸多方法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策略的有机组合。而多样化的研究操演恰恰是建构学术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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