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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小说:怎样叙述,如何解读
时间:2018-03-14 10:19 点击:
  2015年4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学前沿”课上,黄子平教授应邀与杨联芬教授及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围绕这部专著,对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而自由的对话。讨论所及,有革命文学话语的“体系”及政治美学问题,有历史叙述的真实性问题,也有女性主义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多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众所关心的普遍性问题,见仁见智,发布于此,或可与更多同仁共享并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一、学术与性情 
  杨联芬:本学期“文学前沿”课程设置的专题之一是“40-70年代文学研究”。这个专题我们已经进行了大半个学期,重新阅读了一批当代文学名著,同时阅读了一批有典范意义或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论著,并结合史料与研究,对作品文本进行细读,就革命历史小说或“红色经典”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本周我们阅读和讨论的,是黄子平老师的专著《“灰阑”中的叙述》。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黄老师亲临课堂,与大家进行一次现场互动。黄老师这学期在咱们学校还开了一个有关沈从文的系列讲座,他上学期给本科生开的课也是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因此大家的讨论、提问,主要围绕这本书,但也可以不限于这本书。 
  卡尔维诺说,经典是值得重读的、反复读的那类书。其实在文学研究的学术论著里面,也有这样一种书,值得反复读。无论什么时候、从哪里翻开,它都会使人有兴味继续读下去。黄老师的《灰阑中的叙述》就是这样一本书。它看起来不厚,不到20万字。要按照我们现行学术评估体制,也许被认为“分量不足”,我们是按字数的多寡来衡量著作的学术价值,所以现在书越出越厚,可是值得读、耐读的书,却并非越来越多。 
  《“灰阑”中的叙述》常常让我想起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当代也出过一套“大家小书”,微言大义,百读不厌。黄老师这本书,并不是“小书”,但每一篇所论问题,都是点到为止,不做很长很大的铺排;他的理论、知识,都完全溶解在简约的文字里头,就像钱钟书说的,“如盐入水,有味无痕”。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典范。我检讨自己现在文章越写越长,堆砌知识,这是一个坏毛病,得反省。大家写小书,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作者拥有的知识是透彻的,作者的眼光是通达的,那么写出的书就应该像粮食酿出酒一样,精炼而醇厚有味。 
  我特别欣赏黄老师这本书的,还有一点:它里面有许多尖锐的评判和深刻的思想,但语言却是温润、平和而且简约的,不张狂、不强势,娓娓道来,点到为止,具有一种谦谦君子的作风。这种文风,其实是人格的投射,文如其人,人的个性决定了学术论述的风格。黄老师这本书虽然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但著作里面散发出来的,却是中国传统的君子之道,我特别喜欢。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我们就这本书,以及黄老师的其他学术论著,敞开地跟黄老师做一次自由的交谈。现在,我们先请黄老师来给我们讲一段。 
  黄子平:我第一次见到联芬老师是在汕头大学,她送给我她刚出版的一本有分量的著作,然后邀请我到北师大去做一次演讲。通常这种邀请我都是漫应之日“可以”,但是后来没有实现,所以一直觉得欠着什么。今天很高兴到联芬老师的课上,跟大家“检讨”以前的著作。 
  《“灰阑”中的叙述》是简体版,它的原版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历史·小说》。这是我的发明,把一个词拆成三个,然后用圆点间开,作为书名。后来发现模仿的人甚多——而我也没有申请专利(笑)。这是繁体版。其实这本书还是帮我申请到了副教授的职称,因此也不要把外边的体制想象得多么美好。当然也是“分量不足”,所以勉强在后边凑了一些跟革命历史小说无关但我觉得反而写得更好的文章。前边五章可以说比较切题,后边三章是硬塞进去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本书是凑起来的。显然后边还是有个评职称的压力,使得这本书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简体版以后就适应国情了:删掉一篇,然后补进一篇。删掉的那篇其实也应该删,我觉得写得很糟糕,真的很差,所以也没有必要为读那篇文章再去找牛津版。牛津版现在是绝版了,我问过那本书的编辑——牛津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他说库存应该还有两百多本,但是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要翻出来非常困难。我问能不能卖给我,他说不行,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就成了绝版书,我自己都没有。转成简体版时,删掉的那篇是讲新闻的真假——名字我都忘了,因为删得非常彻底,从自己的记忆里边都删掉了。补进的一篇是讲《小鲍庄》的。简体版和繁体版之间的差距主要就是这两篇,一进一出。 
  关于书名,当时我执意要把《“灰阑”中的叙述》这篇文章的名字作为书名。组织出这套书的是许子东,跟上海文艺出版社联系,是一个很宏大的计划,但结果只出了两三本。他问我为什么不用原来那个书名,用现在这个名字,由于没有人知道“灰阑”的典故,可能会影响销路。但我心里边有某种“执念”,觉得在国内出书就是进到“灰阑”中去了,因此不肯放弃这个隐喻关系。后来也确实证明我的直觉是有道理的,我另外一本书,《害怕写作》的简体版,出了有很多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改动。比如说提到“香港”,一定要在后边加一个“地区”;提到“台湾”,后边也要加一个“地区”。类似这样的改动很多,这本书就有一个特别“正确”的形象,自己都不认得自己。谨慎到提及香港也要在后面加上“地区”——你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面目有点过于严肃、过于正确。
  另外,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这本排版我也很不满意,章与章之间空一大页,题目又是一页,然后节与节也分开,好像就是刚才联芬老师说的这个分量问题,要通过排版使它显得厚一点。明显看到中国出版界从某一年代开始,不太愿意出薄的书。所以要把它“撑大”,结果排版搞得很奇怪。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那个《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售价一块五,薄薄的,特可爱。以上谈的这些都是外在形式方面的。 
  那么,关于内容,整本书虽然是凑起来的,但是前边五章,我自己说是对我自己的一次精神治疗,是对少年时期起就积累的阅读积淀的一次自我清理,就是现在所说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多少年来是由这些阅读促成并建构起来的。既然它们已经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用鲁迅的话说是“轰毁”了,很需要去清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三观”,而这种“三观”为什么会在某一个历史时刻被毁掉。所以写这些章节后边的心理动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一次精神治疗。 
  当然里边也涉及一些我很感兴趣却没有展开的问题。昨天我还跟民乐老师聊起来,他这学期的课好像也是拿我的文章开头,做一个引子。讲到的是谈巴金的那一篇。当时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在帮台湾出巴金小说全集。在两岸分割那么多年后,巴金的全部小说在台湾出版,好像有十卷,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王德威请当时在美国的一些朋友每人写一篇序。分给我的是《家》《春》《秋》,一本一篇,一共写三篇。贸然答应了。结果写完《家》的序,《春》和《秋》没得讲了,就有点后悔。最后跟王德威说我只能写一篇,所以就交一篇。他也感到很头疼,后来《家》《春》《秋》三本就都用了这一篇序。由于是重复的,稿费没法儿算。按道理应该发给我三篇的稿费嘛,但其实只写了一篇,所以最后折中就给了一篇半的钱。这是小插曲。我觉得这里边比较有意思的是,后来巴金的儿子李晓看到了这十本书的序——巴金当时视力有问题,已经不太能够自己读了,所以由李晓读给巴金听。读完以后,我听到的反应是巴金没有说话,长叹了一口气。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只能这么写。十篇序都是因为“后见之明”,有很多批判性的文字,所以由子一辈来读给巴金听,他长叹一口气我们都非常能够理解。这是寒夜篝火的灰烬,你现在看到的只是灰烬,可是当时,在历史现场,它是篝火,温暖又明亮。 
  关于这篇文章,我也是有得意又有遗憾。比较得意的当然就是提出巴金这三部书涉及的一个概念——后来很多人总结出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化里边的“青春话语”。“青年”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尺度,从最早的《少年中国》《新青年》等,一直延伸到现在。从这个青春话语里边也凸显出来一句经典的牢骚:“年轻有什么了不起啊,谁没年轻过啊!”我觉得这是青春话语里边显现出来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全部凝聚在这句牢骚里头。这是我在文章里面虽然提出来却没有展开,其实应该展开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遗憾。还有我后来觉得特别可惜,被轻轻放过的,就是觉慧自语道:我是青年,句号;我是青年,问号;我是青年,感叹号——关于新式标点在巴金小说或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边的这种表意功能,本来可以大做文章,我怎么轻易就把这个问题放掉!过了很多年才意识到,因此就后悔不及。所以写作有时候是充满了各种遗憾的这么一个行当。 
  好,就说这些,讲了一些花絮,作为开场。 
  杨联芬:您刚才提到,《“灰阑”中的叙述》算一个“节本”,那有没有被删除的内容? 
  黄子平:就删除了那篇讲新闻的——我都忘了叫什么了。文章大意是说新闻纪实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是自我消解的。引用了大量素材,举了一些例子,以此说明很多纪实的新闻都充满了虚构,而很多虚构就说是报告文学。为什么删掉?因为其中讲到了遇罗锦。遇罗锦那时候在国内好像还是一个敏感人物。这篇就被拿掉了。 
  杨联芬:那么现在出版的这个版本,具体的篇章里头的论述有没有被删的? 
  黄子平:那倒没有。 
  杨联芬:那还好,比较幸运。 
  黄子平:对对对。就是你说的,我的表述比较委婉——这一向是我的优点。 
  杨联芬:大家来,看看谁先跟黄老师做一点对话? 
  二、研究方法:体系或片段 
  邢洋:黄老师之前说过,同写文章相比,更喜欢讲课,因为觉得写文章有很多限制,比如说遣词造句,还有对于材料的引用等,都要很规范,因此更喜欢以讲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觉得这种形式更具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个原因,最近这些年就不太有机会读到您新写的学术性文章,因此也就无从知晓您现在的写作观念是怎样的。所以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当您现在回头来看《“灰阑”中的叙述》这样的写法的时候,会对它有何评价?我很赞同昨天孙民乐老师的观点,认为现在的学术著作越来越倾向于把文章删削得像根精致、规范的木桩,而您的研究文章则更像是一棵开花的树,旁逸斜出,富有张力。我很想听听您自己是怎么评价您之前这种写法的,谢谢老师! 
  黄子平:我自己的阅读兴趣是比较喜欢看论文集。我觉得,最痛苦的是读博士论文,但现在好像还免不了每年到了五月份都是“农忙时节”。博士论文为什么读起来很痛苦?它要搭一个很周密的架子,又要使得这个架子不空,就要填很多“填充料”,我们知道都是一些防火啊、防湿啊、隔音啊那种材料。很重要,但是多半与房屋本身无关。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种体系性写作的原因,可能是我自己根深蒂固的一种偏见吧。所以到自己写作的时候,也不想去写一个体系性的,或者很完美的东西。但某种程度上这也会阻碍我的写作。通常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写到六千字——现在更惨,现在到两千字的时候就开始烦,觉得“还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这是我自己的毛病。但从阅读的角度来讲,我确实特别喜欢这种碎片式的,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东西。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读钱钟书,读《管锥篇》之类的,因为喜欢体系的人都觉得钱钟书没学问,认为他只是提供资料。我觉得这是大谬论。所以回过头去我自己也喜欢读那种零零碎碎的,古代诗话什么的,觉得更有意思。但有时候你也得硬着头皮读博士论文,读那些体系性的著作。现在体制是要求你们营造体系,越是全面“碎片化”的时候越是要求全面地“全面”。好像也是时代的趋势,从8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们说的笑话就是,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人从学生宿舍的双层床上跳下来说:“我今天发明了一个体系!”尤其是哲学系,特别多:“关系哲学”“行动哲学”“结构哲学”……每天都听到。80年代是有这样一种开天辟地的豪情。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当然是最空洞的这么一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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