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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认定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时间:2018-03-14 10:18 点击:
  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规定了贪污、受贿罪,随着近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模式和规定已滞后。因此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刑法,对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进行了规定。后1997年刑法历经9次修改,对受贿罪的规定有: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予以扩大;2007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裙带关系”这个游离于犯罪边缘的问题终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这之后,我国大致形成了受贿犯罪罪名体系,集中于《刑法》第385条至第388条,包括受贿罪、单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文探究的对象仅限于狭义的受贿罪范畴,即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我国通行的“四要件”理论中:其主体特殊,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客体方面是双重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客观方面即利用职务便利,以非法形式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相对于单位犯罪等甚至没有明确概念的犯罪来说,受贿罪的规定较为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主体、受贿范围和受贿数额等认定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受贿罪主体的认定 
  按《刑法》第385条第1款,受贿罪是特殊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是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分两类:分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依法从事公务”是两类人员的根本特征。也就是说,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不管身份如何,就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 
  在受贿罪主体认定过程中,需厘清以下问题: 
  (一)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贿赂犯罪的规定,是为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打击公权力的滥用,使公权力不沦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是为公众谋福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将权力当作利益交换的筹码,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不能收买的特性。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已经离退休、下岗的,虽然还保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但因为不从事公务,已没有了可以被作为利益交换筹码的权力,与普通人并无区别,因此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 
  (二)各级党派、政协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可以看出,宪法中,政党与国家机关并列,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一样,并不属于国家机关。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在我国各领域起领导作用,虽然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广泛代表性,但它们毕竟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国家机关。 然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政协均同国家权力机关联系密切,对权力机关的决策与活动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果将在上述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外,与我国目前的政治机构和政治生活的现状不符,因此他们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刑法》第93条用明确列举和兜底方式,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显然,“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属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其公务来源于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授权,包括: 
  1.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我国人大代表有较为复杂的构成,有的人大代表本身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有的人大代表本身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就代表本身的身份而言,他们只有在其履行代表职责时,是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 
  2.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执行陪审职务的人民陪审员;在全国各仲裁机构履行仲裁职务的仲裁员: 
  该类人员不管其本身身份如何,因《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规定或授权他们从事公务履行职责,因此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3.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委会组成人员和城市居委会组成人员等基层组织人员: 
  村委会和居委会并非一级行政机关,而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也属“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委会组织法》均赋予了二者协助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权力。 
  二、贿赂范围的认定 
  1997年刑法的9次修正,贿赂范围均未变动。其范围的划定对刑法定罪量刑的影响可见一斑。它直接反映着打击贿赂犯罪的力度,过于狭隘会使一些犯罪行为逃脱法律的追究。过于宽泛则会将打击范围不合理扩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型的方式如国家工作人员指示行贿人捐赠,“性贿赂”、“服务贿赂”等,显然是刑法所规定的“财物”无法囊括的。然而一是社会大众对此的处罚欲求朴素而强烈,二是这些行为的危害性程度已足以需要动用刑罚予以规制 ,所以贿赂范围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贿赂范围认定的主要观点 
  对于贿赂范围的问题,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刑法现行规定的“财物”不宜修改。至于新出现的问题如要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通过司法解释就可以解决。二是认为贿赂的范围应当扩大到包括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其实,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将贿赂范围扩大到了财产性利益。三是认为贿赂应当包括财产及财产性利益在内的一切非法利益 ,这一观点基本出于刑法国际化和国际接轨的考量。 
  (二)贿赂范围应扩大至财产性利益 
  就笔者来说,目前狭窄地规定了贿赂范围,张力缺乏,根本无法实现有效打击遏制此类犯罪的需要,实有必要扩张。当前贿赂范围宜扩大至“财产性利益”,通过修正案的形式予以明确。至于其他非法利益,可由行政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加以规范调整。 
  (三)几种主要的贿赂方式是否入罪 
  对于目前盛行的几种贿赂方式是否入罪的问题,笔者思量如下: 
  1.“性贿赂”是否入罪: 
  近年“性贿赂”大量曝光,“性贿赂”是否入罪问题备受关注,但对其是否入罪则应对“性贿赂”有所区分:一种是行为人为获取利益而以支付嫖资或其他好处的方式通过他人“性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此情况与行为人向国家工作人员直接贿赂财物并没有本质不同,是“财物及财产性利益”的范围就能囊括的。另一种是行为人为获取利益而利用自身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行为、性服务。对于此种情形,如果将其入罪,则意味着变相地承认性是一种利益,具有可买卖性,且该类情形的隐蔽性特质使其在认定、取证上存在极大困难。因此不宜入罪,对于接受“性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严格适用党纪规定。 
  2.“收受礼金”是否入罪: 
  根据规定,受贿罪具有收受与索取两种行为模式,索取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主动行为,比较容易认定。而“非法收受”的认定则较为复杂。对于“收受礼金”是否入罪而言,首先应将“收受礼金”的行为分为合法收受和非法收受。我国刑法的“非法收受”中“非法”一词已经排除了正常的人情往来中收受礼金的行为,因为我国是拥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一个人情社会,访问拜会、馈赠礼物等人情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此该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而对于“非法收受”礼金的行为,则已包含在贿赂范围的“财物及财产性利益”中,这种“非法收受”可以发生在本应是正常收礼的送礼人与收礼人之间,他们可能是血亲、姻亲或者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 ,但礼金的数额明显超出正常的范围或收礼人接受礼金后为其谋取利益。更多的是陌生人,以“礼金”的形式行贿。 
  三、 受贿罪的数额认定 
  (一)现行的数额标准 
  我国采用的是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刑法中对犯罪的规定亦是既定性又定量,受贿罪也不例外。现行《刑法》对受贿罪采用了援引贪污罪法定刑的方式,分为四档:一是对于数额较大或其他较重情节,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是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三是数额特别巨大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四是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现行标准不具有实践可操作性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大量概括性数额,比方“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这种语词没有明确的外延范围。 而现行又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说明,致使不同的司法机关可能对数额标准作出不同的解释,存在差距不合理,缺乏适应性等问题,导致受贿案件的立案、侦查、逮捕和诉讼阶段不能有效协调和衔接,难以正常进行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理。 
  (三)合理的数额标准的选择 
  针对目前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数额认定进行规制。而在后续解释中选用何种模式的数额标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一般而言,数额标准包括概括性数额模式,此模式没有具体化方案,显然不能适用;另一种是绝对数值模式,此模式的优点是明确,固定,便于司法机关把握和操作,然而不能满足准确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变化的司法实践要求。因此宜采用相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予以化解。而相对确定的数额可参考标准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 ,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 等,其中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为主流意见。 
  贪污受贿问题历来有之,明太祖曾感概: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可见其难治。就目前而言,除了建立严密的法网,对受贿罪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一一解决,更重要的是,强化权力监督体系,真正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使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不能被侵犯,有效约束相关权力。 
  注释: 
  高铭暄、张慧.论受贿犯罪的几个问题.法学论坛.2015,1(1). 
  王伟.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11. 
  穆妍.受贿罪研究——以疑难问题为主要视角.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16. 
  罗永鑫.公务受贿犯罪主体研究.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58. 
  杨岩.受贿罪疑难问题探究.政法学刊.2015,32(4). 
  赵秉志.刑法学各论研究述评(1978-2008).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王作富.刑法论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薛新红.受贿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法治.2011,7(中).124-125. 
  李江.法治普遍性下我国刑法解释的应然分析——以侵财犯罪中概括型数额的司法解释为例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6). 
  唐世月.数额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89. 
  陈磊.犯罪数额规定方式的问题与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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